吳敬璉認為 ，經過過去兩年用超強的積極政策拉動、經濟增長速度回升以后，中國宏觀經濟現在主要問題有兩個：第一長時間存在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這種不平衡的情況繼續存在。保持GDP的持續平穩增長，缺乏內在的動力，就是最終需求不足。第二，同時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過去多年——不知是過去2年，也許是過去十年——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 。因為有一個時間的滯后期，他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：首先是資產價格、房地產的價格、股票的價格居高不下，接著發生的就是從去年開始顯現的CPI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溫和的通貨膨脹水平，達到了5，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。問題在于這兩個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現象，它是來自于同一個原因，就是中國長時期以來采取一種用頭組曲定的增長模式，它帶來的一大堆問題，是我們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難，比如資源的好近、生態環境的破壞、投資率不斷上升。我們用來矯正這種問題或者彌補這種缺陷的是出口導向政策，不僅是它的效益在衰退，他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嚴重了。用出口需求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，外匯存底就越來越多，她在宏觀經濟上造成的影響就是貨幣超發。因此，采取有力的措施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是最為重要的。
我國經濟面臨的挑戰，解決之道在哪里？吳敬璉認為，出路就在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。他向聽眾講解了兩種不同的分析與對策：粗放增長，由資本增加（投資）驅動；幾月增長，由效率提高驅動。“當前面臨的微觀經濟問題和宏觀經濟，歸根到底都是由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，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，就要通過集約增長的方式，提高效率和增加產品附加值。”
那么，具體如何醋精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呢?
一是農村的勞動力向城市的非農產業轉移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還沒有實現，要實現這個轉移就要實現工業化，需要在農村和城市做一系列的工作。如在農村普及9年甚至更高的義務教育，在城市里改善農民共的生活條件，保障農民工家庭融入城市社會等。這非常重要。
二是要推動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。傳統技術的特點是以經驗為基礎，而現代技術的特點是以科學為基礎的，所以技術革新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。這方面，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。比如 我們現在擁有高等學歷的技術人員數量是世界第一的，研發的投資去年超過日本，成為世界第二。
第三，現代服務業從20世紀初期開始就超過了制造業，成為社會第一位的產業部門，中國因為過去的蘇聯式傳統，著重于物質生產部門的發展，而服務業的發展水平還比較落后。現在全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只有40%左右。即使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，其服務業比重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的城市。服務業的發展有兩個方向，一個是服務業向制造業和第一產業的滲透，這被稱為“先進制造業”，即和服務業一體化的制造業。另外一個方向則是服務業的獨立發展，服務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都有可能獨立出來發展成為一個行業。而在這方面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第四，從20世界50年代發達國家興起的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增長模式轉型來看，中國的信息產業自改革開放以來有很大的發展。但中國的產業信息的硬件占70%左右的比重，跟一些發達國家正好相反。我們的軟件和服務業發展的還不夠。這樣信息產業的帶動作用就表現得不夠，很多好的技術得不到運用，也不能夠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。
吳敬璉指出，從經濟學觀點來看，現代經濟增長主要的來源不是來自投資，而是來自效率的提高，這是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。所以我們要從舊的依靠投資的增長模式轉到依靠效率提高。對于企業而言，改革開放帶來的“浮財”已經被挖盡，所以必須一心一意的去提高效率，提高競爭力。企業家要努力盯著市場，提升自己能力，提升自己能力，要靜下心來做原創性創新，這條路很艱苦，但是很正確。
而這個過程中，政府也需要愛主動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。首先要牢牢樹立“創新的主體是企業”的觀念，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該管的，也管不好的事情。同時要把注意力轉向自己應該管的事情，并且把它們管好。其中，首要的是為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，搭建公共競爭的平臺。在這個方面，政府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，也可以起到不好的作用。創新的動力來自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得到的回報的一致性，政府對少數“重點企業”的政策傾斜，往往損害了眾多一般企業創業的積極性。
同時，他還指出，目前的生產力發展還面臨著諸多體制性障礙，而打破“諸多體制性障礙”的唯一辦法是切實推進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的體制改革。近幾年來，一些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和公眾的呼聲，已經在市場經濟頂層設計的框架內采取了主動行動，進行了不少積極的改革探索。比如：從2010年開始，上海市國資委開始驚醒行業調整收縮的工作，計劃用3年時間把國有資本涉及的行業由79個減少到54個。他表示，對于已有的改革試驗，應當及時總結，適時調整，興利除弊，加以推廣。只有把科學的頂層設計和基層創造結合起來，實現他們之間的良性互動，才能順利的開創改革發展的新局面。
